映象新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段万金律师回应：收容教育办法废止了之后有没有替代的这个问题，需要不需要一个新的立法？如果把收容教育制度废止之后，那卖淫嫖娼一次可以拘留、罚款，那么N次呢？按照我们国家目前的法律体系框架，单纯的卖淫嫖娼，就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不管卖淫嫖娼几次，每一次就拘留15天。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青年项目《吸毒管制的正当性与吸毒者人权保障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0CFX021）的阶段性成果。

自由发言阶段，硕士研究生李晓曦提问：第一，贾律师刚才提到，在原始蛮荒时代，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了女性需要资源上的输入，所以就成为现代卖淫嫖娼现象的一种起源。第二，性资源的分配，我不喜欢用分配这个词，我也没有用分配这个词。因此，不应该用过多的公权力来干预私权利，否则社会成本也很高，对公民私权利的损害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毒品和性的管制问题，法学中各专业都在研究。这个社会问题怎么办？如果我们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法律学者考虑到这两点，那么我们才能想到怎样规制性工作是最有效的。

收容教育制度在好多地方已经不实行了，如大连、江苏等地。同理，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把公民基本观念的变化呈现、证明出来，以便说服立法者改变毒品政策。确证宪法义务价值，实施宪法义务体系。

宪法价值法则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内在地表明宪法与共同体生活的相互适应性，由此构成宪法的正当性基础。这就意味着，在回应道德困境时，我们不能顾此失彼，更不可削足适履：权力的价值中立立场，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权利，以及遵循形式品格的法律体系，尽管各有道德忧虑，但因其对个体自由的卫护，决不可轻言废弃。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在新的改革形势下的全新诉求，是对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由于缺少一个可以公度的尺度，各种价值之间就缺乏一个可供交流融合的平台，遂只能以永久竞争的状态存在。

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美]列奥·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44-46页。因此，宪法道德使命的现实落脚点是，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以此走出现代社会因不可调和的个体价值冲突所致的道德困境。

它表明，一待社会资源总量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权利时，宪法便将对这些权利的承诺转化为宪法义务。[25]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改革共识的缺失。这一程序机制的要义在于：一是以宪法序言的修改和以宪法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宪法解释体制，确保宪法与社会生活的联动。实证主义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博弈甄选出合适的价值原则，将其具体化为可供直接援引的规则，并通过利益衡量机制和责任机制等，试图为大多数价值冲突提供精确的适用模板和确定性的答案。

[5]权力为防止其对某一价值的偏好而伤害其他价值，只能遵循中立立场。其实，在现代异质程度较高的陌生人社会中，这一源于共同体互惠关系的义务伦理，尤应受到重视。不过，现代宪法的这一态度，却颇有矫枉过正之嫌。[35]有学者将宪法义务分为权界式义务与单纯式宪法义务，这一分类与本文有相似之处，但并未认识到所谓单纯式宪法义务所蕴含的独立价值和伦理意蕴。

（二）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在权利观念上，中国宪法提供了一种与现代西方宪法不同的模式，它在肯认现代个体主义权利观念进步性的基础上，强调兼顾权利的社会责任。就宪法学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可转化为：道德困境能否构成所谓宪法现象？如果可以，那么作为宪法现象的道德困境，其宪法学逻辑结构又是何样？再进一步，宪法学研究应该如何帮助宪法回应道德困境？ 现行宪法颁行以来，中国宪法学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由上可见，尽管当代中国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可能更为深重，尽管中国宪法仍处于后进状态，但中国宪法完全可以利用诸多优势，切实实现宪法的道德使命，从而有效回应愈趋严重的道德问题。[32] 如何将自由的个体组织进入自由的社会，是自由主义的一大关切。

[13]参见薛军：《权利的道德基础与现代权利理论的困境》，《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88页。而且，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大量可见禁止一词，禁止之主体即为国家。它迎合了个体的欲望，也由此沦为部分个体和利益集团各种可疑利益的装饰，权利原有的厚重伦理意蕴日渐被愈趋分化的社会集团的私利所覆盖。适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系统回应了当下社会转型的系列难题和核心问题，是社会转型核心诉求之表达。[37]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公务员法》、《教师法》、《法官法》等身份型立法中，均明文规定了此类身份所承担的义务。作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基石的个体自由，仍需宪法的卫护。

各种非理性的价值趁虚而人，价值关系呈现非理性多元之杂乱无序局面。反思现代权利观念，规范宪法权利内涵。

[27]二是少数价值受不当压迫后的权利救济程序，在这一点，由于中国宪法体制的缘故，中国的宪法司法适用未能建立，这在未来的宪法改革中应重点关注。但这一过程却在不断消损着社会道德共识。

宪法同样需要通过某些程序机制，为个体价值保留宪法空间，以免复归道德独裁。即使某个选择符合个体内心的道德判断，也有可能被持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他人加以拒斥甚至谴责。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由于熟人伦理的消却和个体自由的宣扬，个体间的陌生程度日益提高，共同体内无处不在的间接互惠关系被遮蔽，以至于陌生人间的关系较为冷漠。不过，权力对于道德文化生活的退避三舍，却一直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底线价值而备受珍视。进入专题： 道德困境 社会核心价值 宪法价值体系 宪法权利 宪法义务 。更为本质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内蕴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体现。

在自由理性的现代社会语境下，道德从人们的共同生活准则被转化为自由理性的人如何自律的问题，被视为个体自律所彰显出来的品质。然而，对这一显明的问题，中国宪法学却鲜有关注。

现代宪法在道德文化领域坚守的中立立场，实则出于对权力介入价值冲突的严重不信任态度。但在润物细无声的道德困境之前，现代宪法却手足无措，至今未有有效的应对之策。

尤其在崇尚无限创新的现代社会，这一时不我待的感觉尤甚。就现代人面临的因不可公度的价值冲突而不知如何选择的困境而言，现代宪法更是无能为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则之所以符合功利原理，乃是经受经验和权威检验的。而且，这一去道德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法律体系的固化。不过，这种认同，只能是最为肤浅的表面一致。（一）消极无为的权力价值中立立场 权力一权利结构的预设是，国家权力的良好运用是达致公民权利得到保障的必要路径。

[35] 其二，宪法义务体系的构成，包括禁止性义务、要求性义务和倡导性义务三个层次。宪法义务体系的构建，实是宪法基于对共同体整体生活和公共利益的关照，对共同体成员所应承担义务的类型化和体系化。

在回应道德困境这一维度，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的中国宪法，相对有较多的可挖掘之处，由此构成中国宪法回应道德困境的三大利好因素：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式的社会，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传统远较现代西方社会浓厚，中国宪法孕育于这种传统中，其所具有的集体主义品格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历史承继，并是对中国社会基本价值规范的抽象总结。宪法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要与个体诉求形成平衡。

与之不同，可以说，共同体观念和集体主义话语，对于国人而言，具有天生的熟悉感。究其缘由，一则由于所处特定时期的特殊时代问题所限，二则是对西方经典宪法观念及其模式的附趋，三则源于对中国宪法本身独特品格及精神文明规范的忽视。